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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牌网上娱乐线站,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团队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近10年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临床上救治终末期器官疾病的常规手段。但是,器官移植不仅是一项依赖于先进技术的治疗方法,更离不开器官捐献者的爱心奉献。因此,宣传推广器官捐献理念、促成器官捐献手术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有哪些酸甜苦辣?游走在生死之间,面对人生冷暖,什么信念让他们坚持下来?不久前,记者来到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采访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工作人员。

多项指标冠全国据青岛大学医院集团副院长、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介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14年2月,是集临床、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中心,属三级业务科室,下设3个四级业务科室,分别为肝脏移植科、肾脏移植科、移植监护室和移植特检室(b超、血药浓度监测)。医院成立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办公室,负责全院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管理与业务指导工作。

自成立以来,在臧运金带领下,中心积极开展了多项创新性工作,使肝移植手术数量及手术质量均居同期国内各大器官移植中心前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连续两年居山东第一,全国前十。中心积极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例数名列全国第八名。中心器官捐献的大器官利用率达到3.14例/人,居国内第一位,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创新性地打造国内一流的dcd规范化平台。

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了市内首个器官移植中心专科门诊及移植受者联谊会,为广大器官移植患者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咨询、门诊随访及医患交流等“一站式”服务。该中心利用新媒体建立了山东省器官网络和微信交流平台,为青岛市和山东省广大器官移植受者多次同时组织了患教会及受者联谊会,为器官移植受者术后咨询和交流提供了平台。

臧运金带领的器官移植团队还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及基础研究,率先成功完成青岛市首例猪肝移植试验,建立dcd猪动物模型,对心、肺、肝、肾功能进行评估维护研究。目前,该中心承担着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山东省及青岛市科研课题,完成创新性手术和技术改进十余项。

为响应国家和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和红十字会号召,中心成立了医疗集团和附属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学术委员会和协作组,并配置了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器官灌注运输器(life port)、配备带有便携式脑电图、脑血流图、呼吸机、除颤/起搏监护仪、吸引器、多功能担架等先进设备的急救车等用于转运潜在捐献供体的设备及仪器,大器官平均利用率达到3.14例/人,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居国内第一位。

捐献协调员饱受误解臧运金说,器官移植是治疗人体器官功能衰竭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着全球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发展,供体缺乏成为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因此,许多国家陆续推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制度,建立移植协调机构等。为了同国际器官移植接轨,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我国器官移植进入规范化管理有序发展阶段。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和推动以来,捐献协调员工作开始起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主要是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各试点地区红十字会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已达26人,兼职工作人员达36人。全国已登记专职协调员91人,兼职协调员504人。

据统计,我国每年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器官移植仅10000宗,供需比例为1∶30。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器官捐献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个“起死回生”的工作,因为一个潜在的捐赠者,可挽救多名患者。高迪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迪说,中国公民对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份存在诸多误解。“由于我国捐献协调员才刚刚引入不久,作为一种全新身份出现在患者或其家属面前,时常受到众多误解,传统文化观念也影响着协调员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公民行为和观念之中,在传统孝道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落叶归根’一直受到崇尚,导致逝者家属不同意捐献器官以保留逝者全尸得以慰藉。”

2015年春节前夕,高迪接到济南市一家医院的通知,一名36岁喝百枯草自杀的大学教师已经处于临终阶段,他自愿捐献自己的器官。听到这个消息,高迪马上赶到济南,见到了这位患者。在介绍了相关器官捐献政策后,这位临终的患者表示,想用自己的器官去救更多的人。然而,令高迪始料未及的是,这位患者的意愿却不能得到父亲的理解。“我反复说明器官捐献政策和患者的意见,然而他的父亲就是不同意。这位60多岁老人沉浸在儿子即将去世的悲痛中,同时也无法接受儿子要把器官捐献出去的意愿。”高迪说,根据我国的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公民捐献器官,除了要本人同意之外,还需要患者家属的签字,因此,这个案例最终没有成功。

在工作中,高迪遇到了太多的不理解,甚至是谩骂。“我非常理解患者和家属的心情,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向他们宣讲器官捐献政策。我每年大概要进行100多项的沟通工作,然而最终能够成功进行器官捐献的案例却不到20%。”高迪说。

还需完善立法和监管制度谈到未来发展,臧运金充满信心。“现在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包括五大部分: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体系和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加强公民自愿捐献,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和监管制度。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虽然规范了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但缺失了对器官捐献问题的规范。应进一步研究出台公民器官捐献与移植法,满足现实需要,加强器官捐献体系的公开透明,让更多人打消顾虑,义无反顾地加入自愿捐献者行列,把‘生命礼物’留给世界。目前,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公民对于器官捐献的接受度还不高。相信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一定是前途光明。”臧运金说,在这个公民逐步提高意识的过程中,宣传工作尤为重要。

高迪说:“相信随着我国公民意识的普遍提高,直到某一天,人们都自觉自愿进行器官捐献了,那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就好做了。真心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文/健康报记者 马 佳